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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文化论坛

发布日期:2019-08-11 08:35   来源:未知   阅读:

  时 间:2012年5月20日 下午2点-晚11点地 点:湖北竹山县女娲天池度假酒店 主 持:方孝春 王超

  嘉 宾:佘立柱,竹山县委书记;王红旗,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姜秀花,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杨利慧,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武,湖北省社科联原副主席;王秀英,武汉大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泽民,原十堰日报社社长;潘世东,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等

  佘立柱:文化是软实力,更是竞争力。近年来,竹山把弘扬以女娲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作为建设生态文化大县的重大战略举措,积极开展女娲文化的发掘抢救、遗迹恢复建设、文化理论研究和对外宣传工作,大手笔建设女娲山风景区、中华女性文化博览园、国际绿松石城等一批集中凸显女娲及女性文化内涵的精品景区、创意园区。成功举办了七届女娲文化旅游节,筹办了三届女娲文化研讨会,成立了文化产业发展咨询委员会和女娲文化研究会,整理出版了《女娲文化研究》等20多部女娲文化专著,女娲文化成为省定“一县一品”,竹山女娲文化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山县被评为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示范点、全国文明县城。

  为传承和弘扬女娲文化、拓展和繁荣女性文化,从2005年筹办第一届女娲文化旅游节开始,竹山发起倡议并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开展文化研究。通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在堵河文化、上庸文化、绿松石文化探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女娲文化,县委、县政府按照建设生态文化大县、区域文化中心的总体要求,抢抓湖北省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十堰市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历史机遇,围绕“女娲补天地、人间桃花源”的发展定位,深入推进文旅、文商、文玉“三大融合”。突破性加快人文女娲山、生态女娲山、寻祖女娲山建设。建设国际绿松石城,成功争取成立湖北省绿松石行业商会。整合各类文化元素,致力把女娲文化打造成中华女性文化的典范、把女娲文化旅游节打造成全国著名节会品牌、把女娲山打造成中华民族的寻根圣地、把中华女性文化博览园打造成为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女性技能提升基地、女性励志拓展基地、女性风彩展示基地、女性生活体验基地。

  本次女娲暨中华女性文化学术研讨会,是中国•十堰第二届女娲文化旅游节活动的核心内容,更是深度发掘女娲文化、弘扬中华女性文化的重要创举。希望通过本次学术研讨,在业界取得更大成果,在此提三点建议:

  第一,吁请关心关注、支持推动竹山文化事业大发展。目前,竹山县委、县政府在女娲文化、中华女性文化与产业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上已做了很大文章,并且产生了重大影响。恳请各位领导、各位专家继续加大女娲文化和中华女性文化研究,支持擦亮竹山女娲文化“一县一品”创建和“竹山绿松石”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品牌,提升竹山跨越发展的“软实力”。

  第二,倡议创建中华母亲节。据统计,在全国各民族、各省份中,明确有女娲出现的神线个,女娲得到了民间广泛而长久的认同和崇拜。为打响女娲文化品牌,倡议把女娲确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创建中华母亲节,并通过湖北省政府开展女娲公祭,把竹山建成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祭拜始祖的圣地。

  第三,希望在中华女性文化研究上再出新成果。女娲文化是女性文化的起始,更是女性文化的内核。只有深度发掘女娲文化才能更好地发展女性文化,只有女性文化的深入拓展,才能让女娲文化发散深远的魅力和持久的生命力。我们正在致力建造中华女性文化博览园,坚持文化引领,通过山水相融、古今交融、中外合融,把竹山建成全国首创的中华女性文化研究基地。殷切希望通过本次研讨会,开创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开端,通过更多有识之士的联结,形成丰硕的学术成果,共寻文明源头,再现文化生机!

  王红旗:从远古时代起,每一个时期的文化就像镶嵌进一幅画里,形成水乳交融的文化年轮,影响着人们的意识与思维。现代诗人以黑色的火焰来阐释现代性,可曾记否,在太阳还没有诞生之前,宇宙是一个大的黑洞。也就是说,黑洞是人类的原初,是女性、母腹的隐喻。正像荣格说:“原始意向可以被恰当地描述为本能的自我认知,或本能的自我描写。”如果说,人类把某种文化模式、某种精神信仰的世代传承称之为传统,那么,现代性就是基于传统---原乡母腹的孕育而生成的新鲜精神。尽管每一代人都在告别过去,“每一次爬上坦途都会永别一些风景”。而正是这些,汇聚成人类文明进程的大秩序。大秩序的演进,本身就在构成“传统”中,实现着人类携带着“原根”的飞翔之梦。

  原型神话,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渴望和梦想,是建立在人类远祖实际生活基础之上的真实。虽然远离现实生活,却为人类提供一种指向现实与未来的神喻,能够发现如潮水般涌来的现代性,给当今世界和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当代考古的重大发掘,重现原始母系社会以母亲“生命之爱”为核心的“母神文明”,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诸多苦难都源于社会文化精神的大爱缺失。而现代性(我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还远远没有完成)如何现身?就仿佛是在天地间的巨型画板上,调制生成的赤橙黄绿青蓝紫之中,深藏的一点红、一点黄、一点蓝的“三原色”。如何探索女性文化研究的终极目标?从“女性意识、性别意识、‘家、国意识’、人类意识”在更高精神境界上同构性融合,“寻根”于“母神文明”时代的原型母神,如同一种回归母腹般的生命沐浴。

  在中国神话里,女娲是创造一切生命的“万物之母”,是传说中许多女神化身的原型,也是永远活在中国文化里的“原型母亲”。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遗迹发现,女娲以原型母亲至高无上的母性大爱,母仪天下之康泰,厚泽万世之灵魂。至今已发现女娲活动的历史遗存,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山西、河北、甘肃、湖北等地有近30处。从最原始的女娲描写,《山海经•大荒西经》里的“女娲,故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七十化。……”《说文》里有“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等文字记载。尤其是湖北十堰市竹山县,耸立在竹山深处的女娲山,历史文献记载为女娲补天之地,传为抟土造人之所。竹山储藏丰富的绿松石,相传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的补天石之一种,更是一个诗意的明证。

  现代人试图从远古母体文化的记忆里,揭开原型母神创造宇宙万物之谜,发现女娲母系社会时代文化精神生命的“三原色”。红,是爱的颜色,黄,是家的颜色,蓝,是梦的颜色。在“原乡”里汲取构筑爱、家与梦的内在力量,为人类寻找自我存在的文化根基与“母乳”。会更惊奇的发现,世界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原始母系社会“母神文明”的文化的同质性,是超越女性单极文化的、男女内在经验统一的原始体系。这就是人类最原初的经验文化形态。也就是说,原型母神博大包容的生命之爱,是人类大爱文化的内在核心与根本。因为,原型母神在那个肉体与灵魂都毫无掩饰的时代里,在创造“母神文明”的过程中,体验着自我身体强大的创造力,把自己经验为自然万物生命的伟大母亲,与她的子民和大自然有着浑然一体的真爱与平等、坦率与浪漫。这仿佛是一种更深远、更终极的文化精神生命的实存,是人类灵魂的“原乡”。

  人类自诞生以来,由性进化到爱,由性爱进化到情爱,到婚姻家庭之爱,民族国家之爱,到超越家、国的“地球村”文明之爱,……揭示出人类文明史实质上就是一个爱的衍变史。非正义的战争,以及占有、征服、奴役、屠杀、掠夺、霸权与强权,都是丢失人类大爱的私欲膨胀与疯狂、人性道德的缺失与沦丧。在彻底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男人与女人的伦理关系时,人类需要“树立一种全新的生命观、宇宙观。人与山川河流,人与动物植物,人与日月星辰,人与一切能触摸或能感知的存在都将重新结盟;‘人是自然界的灵长’的观念,将被‘人与宇宙中的万物平等’的理念所替代。”也就是说,当代人必须以人类与万物共呼吸的宇宙观念,重建的双重生态文明。然而追溯“人类与万物共一”的文明起点,原始母系社会原型母神的血缘之爱,是宇宙万物的生命之源。这是原型母神在体验自我身体之血与角色变形的过程中,把自己视为宇宙万物生命的母亲,而形成的母性原型意识。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的原始神话里也有着本质的相似性。

  女性强大的孕育生殖力,缘自女性内在的生命之爱——如同女性身体之血的变形秘仪。而且这种从女性身体本质意义上的解释,不仅是人类生理与心理人格形成的原始基础,对现代女性从更深层认识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有着重要意义。女性身体之血经历“初潮—初夜—怀孕—分娩—哺育”的一次次变形密仪,就从少女变为女人,变为母亲,形成了母与子之间生命之爱的血缘关系。怀孕期间,婴儿在母亲身体的子宫里与母亲构成了一种“血”的哺育关系。随着分娩,婴儿脱离母体,女性的“血”就变成了哺育婴儿的白色乳汁。母亲,以庇护孩子成长的经验,传递着母爱的世代“接力”,让人类之大爱绵延不绝。这是女性生命之爱能够无极延展的内在本质。

  原型母神女娲,抟黄土造人,是以母亲生命之爱创造人类的第一大壮举。女娲是造化宇宙万物之母神,抟黄土造人的故事流传甚广,也有很多版本,最早的是《山海经•大荒西经》,最诗意的是《风俗通》:天地混沌开时,大地上还没有人类,女娲刚被一阵巨大旋风卷上古冀州的海子边,于是就“抟黄土作人”,即用黄土捏成人的形状,吹口气就成了活生生的人。因为太慢,女娲又用一根绳子在黄泥中“举以为人”。故后世传言,在人间富贵荣华者是女娲亲手捏土造成之人,贫贱凡庸者乃为女娲引绳泥点造出来的人。在其他史书和山西民间还有女娲与伏羲的兄妹成婚共同创造人类说,都是继原始母系社会“知其母不知其父”之后的时代产物。

  冬季来临,各大冬季单项纷纷进入忙碌的比赛时段。未来两天,冰雪项目均有颇多看点。

  原型母神女娲,立婚姻建笙簧,是以母亲生命之爱繁衍人类的第二大壮举。因为女娲不仅是春天化万物之母神,还是创制婚姻与笙簧之乐的爱神。可以说女娲是人类第一位高媒,她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情人节”——农历三月三日。根据《尧典》记载,女娲造人后为了人类能尽快繁衍,在每年农历的三月三日,春暖花开时节,开办青年男女约会谈情示爱的“春社”。表达爱慕之情,既可以对乐或对歌,又可以在春池里沐浴嬉戏,男女如鸳鸯戏水裸体交合,有“奔者不禁”的自由恋爱,还有“不用令者罚之”的“判”律。真如一位慈爱而又威严的母亲。在山西太阳庙乡的脑包沟,现有春社遗址尚存,这里的岩石上刻画了大量的男女“交尾图”,都是春社岩画。证明在原型母神的庇护与关爱下,子民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快乐生活。呈现出母亲“生命之爱”更深层的、人类普适性之爱文化意义。

  黄的原初意思是黄土,是原型母神用黄土和着灵性创造的人类生命奇迹。黄土象征大地母亲,或者是大地母亲温暖的母腹,与人类有着如同母与子般的亲缘关系。因此,黄土、乡土、不仅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人类安放灵魂和精神的乐土和原乡之家园。从原始意义上讲,家从原始女神栖身的洞穴、巢穴,到从红黄色的原始女神宫殿,再到象征最高皇权的金黄色宫殿,揭示了人类之家的性别变迁。但是,丢失女性生命之爱的精华基因,人类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母神文明”从“原型母亲”那里传承而生成的女性大爱与担当意识,即是情感的又是责任的,具有双重的生命关怀伦理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正就是以“女性价值”的导向来建立一种新型的人类关系:即以平等的伙伴关系取代长期以来以男性价值为导向的等级制关系。因此,人类最原始的家,是如原型母神的子宫一样的巢穴。最神圣的家,是原始宗教祭祀的女神庙。是原始先祖们的的双重家园。

  原型母神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是以母亲生命之爱重建家园的第三大壮举。据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说:“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杀黑龙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女娲用红黄蓝黑白五色石补天,积芦灰治理共工爆发的水患,“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子民可以在黄土地上安居乐业。据《淮南子》言,女娲炼五色石补天带领子民重建家园,经历了与自然与水神顽强不懈的奋斗,天与地才恢复了原来的秩序。但是女娲“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可见她以民为子的美德,与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母爱与责任担当。因此,

  人类的家、家园的构筑从起初的巢和穴,到后来进化成为半地上半地下的巢与穴的组合,进化到现代乡村居住的房屋,家仍是如婴儿亲吻着大地母亲的身体,能够聆听着母亲血脉流动韵律而酣然入梦,

  但是,现代城市对乡村土地的吞噬,大地母亲丰腴的身体如同瘪了的口袋在“哭泣”。这也许就是现代人内心呼唤重建家园的要义。

  在原型母神的意识里,大海就是母亲子宫里的羊水,无数神话中的女神都从大海里诞生。东西方神话中两位原型女神女娲和维纳斯,都出生于蓝色的大海上。西方维纳斯“人面鱼身”的身世无需再考证,东方女娲的“人面蛇身”从屈原在《楚辞•天问》里提出“女娲有体,孰能匠之?”可以说就是万世之谜。一次临海而居夜不能寐,遥想千里之外的母亲,当晚即兴写了一首诗《无眠》,让我真正体悟到母亲的生命之爱,与蓝色的海、飞翔的梦,有一种很原始的文化关系。

  原型母神女娲的飞翔之梦,正是以她孕育万物的内在生命力,育化的一种人类的自由精神,大野之恋,济世之梦。这可以从她的身世与图腾说起。女娲本来是风姓,在女娲故里(山西洪洞被考证为女娲故乡)一直流传着女娲从大海上旋风中横空出世的传说。女娲虽是“人面蛇身”,但她不仅能化育万物“日七十化”,还能够自我羽化。由蛇化为羽蛇而化为鱼,化为鲲化为鹏,能够在蓝色的海、天里飞翔。先哲庄子在《逍遥游》里,夸张地描述了“鲲化为鹏”遮天蔽日之惊世奇观。这里的鲲为“坤”为女,大鹏鸟为凤鸟。还有另一种解释说,一只大鹏鸟在前面飞,群鸟从以万数,才有如此天象。这也是人类最早的凤图腾,即母神图腾,是后世衍生出来的凤凰图腾、龙凤图腾的最早起源。

  根据考古出土的原型母神象征物陶罐纹饰,如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纹饰中展翅翱翔的鸟形图案,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钵上用夸张的手法做鲲鹏展翅鸟形,用一个圆点纹表示鸟头,突出舒展的两翼,拖着密排的鸟尾,都确有“若垂天之云”的气势。还有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出土的“鱼鸟图”,都充分证明了人类自诞生以来,就有着遨游蓝色海天的飞翔之梦。可以说,人类社会与个体追求自由的理想之梦,是源自文化母体基因里的构成。因此,在不同的年代,女娲被演绎为十个太阳和十二月亮的母亲的原型,嫦娥奔月的原身等等,更表达出原型母亲和她的子民崇高与美好的梦想之境。也因此,梦的颜色是湛蓝湛蓝的,澄辉蔼蔼。

  如今,现代人类如何构建全球化文明的新观念与平等和谐的新秩序,可以从原型母亲女娲用生命之爱铺就的“三原色”家园里,发现现代人类所需要的爱、家与梦的色彩。因为,据文献记载与专家考证的新发现,女娲神话传说,果真有其人其事,她是人而不是神。她是原始母系社会的第一位女帝。她创造了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立婚姻而建笙簧等等奇功伟业,被后世颂扬而成为原型母神。虽然,这种真实性也许仍值得怀疑,但是,女娲作为原型母亲,博大包容的生命之爱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有着永恒的生命真实。在大量原始神话、考古雕像和女神庙的文化实存里,都可以真实地看到这种灵魂的、精神的“母性”生命之爱的光耀。这可以为现代人类的文化精神生命重建,为人类灵魂摆脱权欲、物欲、私欲的沉重翅膀,提供深厚的中国文化经验。

  当前,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一方面呈现出历史与现代、过去与未来、民族与世界对接的现代性;一方面存在着本土的、民族的、世代相传的、古典的“中国样式”。但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是以天地人神“四重根”为核心的,有着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原型母神女娲博大包容的生命之爱、重建家园的坚韧担当、平等和谐的济世理想。这些精神文化遗产,是孕育现代民族性与人类性的文化母体。因此,如今西方的文化反思出现了“向东方”的转向。

  最后,我真诚祝愿,竹山县的女娲文化节、女性文化研讨会,越办越有文化深度和学术分量。能够表达竹山人、中国人、地球人灵魂深处的弘道意识与担当精神,能够沟通“母神文明”时代精神传统与现代性的万古回响,成为当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文化济世盛举。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学者,自愿奉献一份心智、一瓣心香。

  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主任、《中国女性文化》学刊主编、国际女性发展促进会执行会长王红旗

  女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源头。虽然它来源于神话传说,但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延和世俗化演变,已经参与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现实世界中人们的一种美好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它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主要在于其独特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诉求。女娲文化体现和张扬了中华民族崇尚的“创造、民本、和谐、奉献”精神。其精神内核与先进性别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追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汲取其文化精髓,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先进性别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提出要求之后,2003年,时任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同志在中国妇女九大报告中论述道:“先进性别文化是男女平等的社会关系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它公正评价妇女在创造人类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妇女与男子应该具有同等的人格与尊严,同等的权利与地位,提倡男女平等相处、相互尊重、共同进步、协调发展”。倡导先进的性别文化,对于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容,推进男女平等目标的实现,促进男女两性的全面发展和性别和谐与社会和谐意义重大,也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把女娲文化的精髓汲取到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当中,不仅有助于女娲文化的传承和内容的创新发展,而且也会赋予先进性别文化建设以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女性的主体性是女性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一种肯定,是女性清楚地认识到自身作为主体的种种力量,更加自觉、能动、积极、创造性地从事某种活动,显示出作为主体的自主自觉和独立自由特性。她既是自身经验的主体,能够自由地体验生命、生活和心灵感受,又是自己思维的主体和言说的主体,可以保持对自己、他人和世界的独立思考、判断和推理,阐释自我、阐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和体验。在男性中心文化的历史背景下,女性主体性的确立有助于建立一套异于主体文化体系的、具有特别的自我形象、沟通方法、仪式、流传符号和表达方式的文化体系,并通过争取合法性,以对抗主文化的垄断。女娲最伟大、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她创造了人类,也在危难中拯救了人类。在这个神话故事中,女娲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她完全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独立自主地做出匡天正地的决定。她以我为“主”,视外物为“客”,把自己视为主动者,把外物视为被动者。这种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完全有异于私有制和阶级社会以来对妇女依附性和卑微地位的历史和文化诠释。女娲精神不仅在民间习俗中得到传扬和崇拜,而且在男性书写的正史中也获得一席之地,这在父权文化体系中确实是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难能可贵,成为许多女性的精神力量。同时,也表明女性主体性的建构不是单纯是由女性自身完成的,男性对习俗和文化的尊重也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男性参与有助于先进文化和习俗的传承和延续。

  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需要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和创造力的发挥,在当今社会,由于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和性别歧视的存在,妇女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为妇女创造机会,促使她们广泛参与社会发展,不仅是妇女解放和生存的需要,而且已日益成为妇女发展自我的希望。参与社会可以使妇女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里,尝试开辟不同于以往的新生活,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展示自己作一个自主、独立主体的聪明才智,积累经验,实现自己的价值,拓展社会关系,增长见识,从而逐步树立起独立自主、积极自信的人格。

  其次,要以人文本,关注男女两性的自然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差异,在政策、计划、项目以及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中,满足男女两性不同的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需要和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需要。

  女娲造人、女娲补天、女娲与伏羲成婚再造人类、以及被后世冠以生殖之神和送子娘娘的故事,不仅体现出女娲创造生命的奇迹,而且充满对人类生存的无限关怀,充分诠释了中国哲学的生命精神。她把男女两性同样视为天地之间最具灵性、最具生命价值的存在,以满足整体的人对持续发展的需要为己任,因此战天斗地,给人类创造最美好的安全和富有尊严的生存空间。在当今社会,以人为本已经成为根本的社会发展理念。在国家整体的政策框架中,妇女与男性一样被置于发展的中心,但由于妇女和男性之间还存在很多差别,所以发展是不均衡的。男女之间有些差别是自然的,如生理性差别,妇女与男性具有不同的生殖系统和生殖功能,也因此各有特殊的生理保护需求。而有些差别是由于社会性别观念造成的,是性别文化和性别制度把妇女置于“第二性”的地位,如社会上存在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男高女低(主要指婚配模式)等一些似是而非的二元对立的性别角色规范、分工和价值评判,这些都阻碍了男女两性的协调发展,使妇女与男性在资源、权力和责任等方面处于不平等地位,在社会发展的许多领域存在由于歧视造成的不必要的、不合理的性别差异,比如女大学生就业难、妇女政治参与机会少、两性工资差距大、女博士因为是“第三种人”而婚配难,等等。因此,我们要充分肯定妇女为发展人类福利而做的贡献,认真分析妇女承担着生产(包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所有活动,如保护环境的活动,等等)、人类再生产(包括人们为了延续劳动力所承担的所有工作,如照顾老人、养育子女和看护病人,等等)、社区管理等多重角色的不同需求。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有着与男性不同的特殊需要:即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需要(主要指对妇女现实生活有帮助的需要,包括提供就业机会、生产和生活帮助、劳动保护、生育保险等)和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需要(主要指对改变男女两性权力不平等有帮助的需要,包括法律权利、政策利益及人格尊严维护等等)。所以,在政策制定中应该设计一些政策和计划以帮助妇女成为自身发展的能动者(即赋权妇女)。

  清奇古怪四古柏,传为东汉大司徒邓禹手植,历近两千年。清高宗南巡至此,见状叹为观止,并赐四柏为清、奇、古、怪。清者,挺拔清秀,直至云天,冠如翠盖;奇者,雷击中剖,体裂腹露,朽枝生绿;古者,直纹盘旋,枝茂叶繁,古朴刚健;怪者,卧地三曲,状如走螭,欲冲青天。范曾将此四柏移出苏州西山司徒庙,更植山崖之上,层岩飞瀑之间,使其亲近山野之灵气,得以恣肆生长,横贯於整幅画面。柏下有高士僧儒,对弈休憩,莫非画家将树幻化为人,整幅气韵生动,神采飞扬,精湛娴熟,笔力遒劲,线条简括,形象生动。构图奇绝,气象雄阔,非寻常可见小幅人物作品可比,有着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

  在制定政策时要特别注意分析了解男女的需求、所受到的限制及机会平等状况,分析政策、计划、项目及方案如何满足男女的不同需求。要深入了解需求,不仅要注意了解男女因生理因素不同而产生的不同需求,而且要侧重了解男女因社会性别角色和分工不同而产生的不同需求。例如,由于妇女是生育行为的载体,针对一些地方生育女孩的母亲受歧视的现实,分析关爱女孩的具体政策是否能够满足生育女孩的妇女的需求,并确保生育女孩的母亲从中受益,这是生育女孩的妇女不同于男性的需求。要注意了解妇女在某一领域发展面临的有利环境和不利因素,寻找将性别平等纳入政策、计划、项目及方案的有效切入点。为了使分析深入,除了个人和社区层面的需求、限制及机会分析,还要注意分析宏观层面的政策、法律及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充分认识这些宏观政策、法律及形势对男女共同参与发展所提供的机会和存在的限制,特别需要分析男女的平等参与和平等受益能否实现。

  在我国,国家层面上带有明显男性偏见的社会政策(即社会性别盲视政策)非常少。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退休政策,具体来说就是男女不平等的退休年龄的设置。但是在社区层面,带有明显男性偏见的政策实施细则或规定并不少见,如农村土地分配办法及其他一些乡规民约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男性偏好或男性本位倾向。我们国家的政策更多的是社会性别中立政策,致力于确保发展干预项目的对象为男女两性并且努力使两性都有效地从中受益,主要关注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需要的满足。尽管这些政策和项目是以男女两性平等发展为目标的,但由于其并不挑战现存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和资源、权力和责任的性别不平等,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常常受到市场、社区及家庭层面的不平等的规则影响,很可能产生不平等的效果。今后我们应该致力于制定社会性别平等政策,致力于改变现存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或规则,在两性之间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它可能针对男女两性或只针对其中一个性别群体。例如,我国“关爱女孩行动”采取的种种政策,对妇女参政比例的政策和法律规定等等,就是为了改变现存的不平等的社会性别规范以及由此造成的妇女弱势地位,有利于建立更加平等的两性关系的政策。社会性别平等政策的着眼点不仅是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需要,而且是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需要,也是社会资源、权力及责任的再分配政策。

  女娲这一神话形象的产生和流传,反映出早期人类社会的生活状况,是母系社会中女性在人口生产和社会生产主导地位的反映。虽然女娲被并列为三皇之一,但是在女娲的形象塑造中,并没有把她至高无上的神力作为凌驾于男性之上的权柄,而是成为人们心中美丽和慈爱的化身,她致力于创造和维护人类之间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便在共工和颛顼为争当天子而不惜一切代价撞坏天地,女娲也并不是首先对他们进行挞伐,而是像母亲及时补救不懂事的小孩子闯下的大祸一样,挺身而出,消灾避患,终使地平天正,薪火相传。作为拥有无限智慧和神力的神,女娲没有推翻已有的世界,而是朝着符合人类生存的方向进行补缀和修葺,以协调自然世界与人类的关系,环境因而更符合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使人类与环境最终达到和谐。女娲的和合、乐生精神还表现在关于女娲造六畜、制笙篁、定寿数、制定婚姻秩序的神话传说之中,使人与万物共生,天地与人类共存,人与人、男性与女性关系祥和。但人类早期这种“对称性的依赖和谐”、景观并没有在文明社会里得到现实的反照。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丈夫凭借经济权力来支配新的家庭秩序,恩格斯称:“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使父权社会秩序得以确立。无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两性关系都是不平等的。在家庭,丈夫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他不但掌握经济大权,也具有对妻子和子女的控制权。“父”《说文解字》释曰:“巨也,家长率教者从手举杖”。所谓“教”,即是说对家庭拥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和统治权利。手中所举之杖,正是家庭权力的标志。《礼记.表记》云:“母,亲而不尊”。在父权的统治下,母亲虽是子女最亲近的人,但却失去了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尊贵地位。妻子必须严守贞操,以确保子女的父系血统。丈夫却可以在外任意寻欢作乐,妻子无权干涉。在社会上妇女被排斥于经济政治权力之外,被局限于家庭的私域中,依附于男性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价值。虽然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高潮迭起,为妇女获得权力和两性和谐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但正如前述,性别不平等、不公正、不和谐的音符在社会上仍然此起彼伏。因此,在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上,对全世界宣布,男女平等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也是基于对现实性别不平等认识的一种政治宣示和治理决心。

  以性别平等、公正、和谐为核心价值的先进性别文化是推动妇女发展和男女平等的重要思想源泉,也对建构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现性别平等、公正、和谐,首先要承认和尊重两性在社会、在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差异,不追求男女绝对的等同,建立非对抗性的两性关系。其次要针对妇女发展的突出问题确定优先行动领域,采取特别措施,推动男女两性在权利、机会、责任、待遇、评价方面的平等。再次,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实现男女性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第四,平衡社会资源的分配,增加男女两性社会资本存量。

  第四,要积极作为,把推进先进性别文化建设作为男女两性和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女娲传说映现出女娲的文化英雄神格,反映了中华民族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勇气及为人类发展而做出无私奉献,这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本源,也是女娲文化的本质。构建先进性别文化是一项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公共事业,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党和政府机构应该有性别视角的文化自觉,将先进性别文化建设纳入社会管理的决策领域和工作的议事日程,通过引导、示范和规范,为社会公众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社会组织可以在宣传倡导、监督方面要发挥特长;各个妇女群体应以主人翁姿态主动参与先进性别文化建设的规划、管理、组织、实施和评估,勇于挑战不平等的性别文化规范,贡献社会,以作为争地位。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已不再需要像秋瑾一样为理想付出生命的女性,但依然需要改变不平等秩序的勇气;男性不仅仅要成为支持者,更要成为参与者和行动者,把男女平等理念贯穿到家庭生活与社会实践中。实际上,在中国妇女运动中最早传播男女平等理念、献身妇女解放事业的往往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先进的男性文化先驱,如维新运动中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李达、鲁迅,等等,都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男性树立了榜样;大众传播应该积极宣传文明进步的妇女形象及女性的社会贡献,消除传统的性别刻板定型观念,倡导人们了解、尊重、关爱妇女,树立社会共享的、以男女平等、公正为核心价值的先进性别文化。总之,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合力,共同为构建先进文化作出应有贡献。

  文化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性别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男女平等为核心价值的先进性别文化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在倡扬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推进以男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法律和政策、宣传男女平等意识以及普及男女平等基本知识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我们也看到,在经济全球化、商业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在一个新旧文化杂陈、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性别文化表现出了非常复杂的存在状态。一方面,本土传统的性别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形成的性别文化以及现代西方社会的各种文化形态交织一起,在使现阶段中国的性别文化表现出多元性、多变性、开放性等特征,在性别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性别观念混乱。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国快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从整个社会出现的性别困境和性别行为“失范”看,现有的性别文化已具有较大的滞后性,难以承担起文化的调适、规范、导向作用。“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观点在社会上的倡行,给新时期妇女发展带来了新的困惑和挑战,对男女平等与社会文化的建构都产生着极大的阻碍作用。因此,构建一种新的先进的性别文化已势在必行。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一决定为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先进性别文化的发展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契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有关男女两性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知识能力、风俗习惯与制度规范等方面,先进性别文化一定会发挥主要的引领作用。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编刊主任、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妇女研究论丛》副主编姜秀花

  “功能”一般是指从客观的角度去考察一个文化现象在行为背景中,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群体的存在与发展所起的作用。本文主要的论述目的,即在于探讨这样的问题:女娲及其相关的信仰习俗究竟满足了个人或社会群体怎样的需要?它们在人们的信仰心理和现实生活中到底发生着哪些潜在的或明显的实际效用?通过这一类探讨,或许能对“女娲对人们具有怎样的意义”、“女娲顽强的生命力之所在”等问题,有一个更明晰和更深入的认识。

  女娲的较早形象,比较明显的是“化万物”的始母神。古老的始母神所具有的功能自然并不单一,不过其较基本的职司是主繁衍、生殖。这从本书“古代的女娲信仰”一章可以看到,女娲可以赐子嗣(皋禖之神)、救灾殃(补天、治水)、除凶怪(屠黑龙)、兴礼乐(制定婚姻制度、制做笙簧),她可以止淫雨,还可以起到佑护死者的作用。

  女娲的多功能性在现代社会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据信她的神力几乎可以使一切崇拜者的任何方面的欲求得到满足:赐子嗣自然是她在人们生活中最普遍地发生效力的功能之一,除此而外,她还保佑庄稼丰稔、雨水调匀;救助人们脱离兵、水、旱、虫、病等种种灾祸的困境,仁慈地赐予人们健康和平安;她能公正地奖善罚恶,使蒙受不白之冤的善良人最终赢得他人的理解和尊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她还照拂那些力图搞活经济的个人或集体迅速发财致富;她甚至还掌管着信众生活中极细小的活动,例如能否嗓音圆润地唱出经歌,或者能否流畅地讲出女娲故事……女娲在现代民间信仰中的神力几乎是没有边限的,她的作用范围,除单纯的信仰活动如礼拜、上供、赶庙会等之外,还深入到崇信者的经济生产(农业的或者制伞、泥塑、琉璃等手工业)、家庭生活、社会关系、观念心态等领域的许多方面。

  同女娲神话的演变情形一样,女娲功能的变化也有存留、有增添、有亡佚。适应着数千年来各种现实条件下、不同层次人们的各种需求,那些基于人类基本需要的功能一直常兴不衰——繁衍、平安、健康的要求是响彻整个信仰历史的人类共同的呼声(尽管这功能发生作用的程度、形式等可能有所差异)。而不断发展的现实形势下,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求也需要得到更多、更广泛的满足与填充,于是女娲从原初的主司繁殖,逐渐被增添了各项功能。功能的扩大化,是女娲功能演变过程中的主要方面。另有一些产生于特定的现实条件下人们需求的功能,随着这种条件和需求的更易而变异以至被淘汰,例如女娲对死者的佑护作用,尽管曾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观念形式盛行于两汉以至延续到隋唐,但终究没有发扬光大。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一功能似乎在人们的生活中已经消失。

  女娲的功能主要通过人们的心理现实而实现,一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媒介。人们相信通过请求、祈祷、许愿等方式,便能与女娲相沟通。对女娲超自然神力的虔信,使信众将祈愿以后得到的满足(往往有一定的世俗合理性作条件,例如许愿求子常以三年或更长时间为期限,这期间得的子女,都可以认为是老母娘女娲所赐)归结为女娲的灵验,而神的不灵验或失职,也往往被加以合情合理的解释或开脱责任。例如求子的人未能如愿或者不久孩子夭折,就可能被解释成女娲奶奶要管的事太多,年纪又大了,难免照顾不周 。不过更常见的原因,往往可以从祈求人的不诚心或者品德的缺陷上找到。

  女娲的功能有时也通过托梦、神灵附体、显示异兆的具体形式而实现。这类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在人类学或心理学理论上尚未获得完满的解释,但似乎可以肯定,它们从根本上也多是由于心理上虔敬的结果。这里说的托梦,即女娲在信仰者的梦中显现,向他们提出要求或忠告;或授以本领,给现实中的困惑者指点迷津;或对行为、品行不端者施以训诫。神灵附体,指女娲降神,凭附在某人身体上,以此为媒介直接向人们宣扬神意,或显示其神圣的威力。这“媒介”的选择并非随意、无缘故的,他们往往是女娲的热心信奉者,一些人还是给人看病看相的巫婆。通过附体,女娲和她的信众之间打开了一条直接的交流渠道:女娲就“在那里”,聆听人们的祈求,直接授以解决问题的办法,或亲自对纠纷进行裁决等(例如笔者在河南省西华县调查时目睹的“女娲断案” )。显示异兆,也是女娲起作用的形式之一。“反常的”自然或社会现象,比如长久的干旱或淫雨、健康人的突然生病等,也被信仰者作为女娲神圣威力的象征和标志,往往引起人们敬畏、恐惧、希望等情绪,从而起到警醒、惩诫或保护等作用。

  托梦、神附体、显示异兆,是女娲在人们生活中起作用的具体途径。通过这些形式,横亘在始母与人类之间的时间、空间阻隔被打破,女娲的神奇活力得以“活化”在现实的生活中,参与信众的生活,并被认为能在其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

  女娲信仰的功能,是指由对女娲的崇信观念或崇拜行为而产生的、对于个人或社会群体的存在与延续所起到的作用。它与女娲的功能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并非等同。女娲信仰的功能较显著的有以下几点:

  后世对女娲的信仰,究其本质,无非源于两种因素:一是现实的需求;二是对始祖的感恩。

  前文已经论述过,远古时期的女娲主要是某一氏族或部落信奉的始祖神,是她创造并养育了人类。而在原始人心目中,某一氏族或部落的范畴无疑即是全部的世界,因此女娲是人类的始母,www.094444.com!与人类之间有着血亲相依的亲缘关系,她不仅能保佑氏族或部落群体后嗣绵延不断,还能在氏族或部落遭遇重大事情如生产、死亡、疾病或其他危难时帮助、拯救子孙。源于这共同的血缘传承和生存利益的认同感以及相互依存关系,在氏族或部落的个体成员之间以及个体与群体之间结成了一条情感的纽带,它将群体结构中的诸成员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彼此互助、协作,在祖先的庇荫下,一同对付生存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在以后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氏族、部落间的迁徙或融合,女娲的影响范围也有所扩大,她的始祖地位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有的地方,她逐渐与另一位始祖兼文化英雄的大神伏羲发生了亲缘上的联系,一同成了生育人类的始祖。战国后期,古史传说中的另两位始祖黄帝、炎帝的地位日渐隆升,女娲也因此受到影响。有的地方,她的始祖地位为炎黄取而代之,她的制笙簧的事迹,也被列入黄帝的名下。最后,大约主要是因为信奉炎、黄二帝的势力的巨大影响,以及二帝形象与父权制世俗统治需要的吻合,炎黄逐渐被奉为华夏族、汉民族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直到今天,仍是感召、凝聚广大中国人民的有力象征。

  然而女娲在她的信仰范围内,与其信众之间依然保有始祖母与子孙间的血缘纽带,如同笔者在河南省淮阳县和西华县、河北省涉县等地的考察中所亲见的那样,每年春季的庙会或者平时每月的初一、www.876501k.com。十五,人们都要赶往有关礼祀地点朝宗敬祖。庙会上,人们往往通过讲唱女娲造人及其奠定人类生活秩序的各种神话,追溯人类及周围世界的远古历史,并唱经、跳舞或举行其他祭祀活动,以对始祖的养育与佑护之恩表示孝敬与感激之情,并企望这种恩惠能施至永远。这种对共同血缘传承、群体历史的追溯,对共同始祖的追念与感恩,使庙会洋溢着一派亲密、和睦的气氛。各香会中的成员自不必说,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兄弟姊妹——正如一首经歌中唱的:“一会的斋公都是一家。同吸烟,同喝茶,同上西天享受荣华”——就是素不相识的人,相互之间也为一种亲情所吸引。因为这里,无论富贵贫穷、健全残疾,大家都是“一母所养”、“一个老根”,都一样是人祖的子孙。

  这一类对共同始祖的信仰,使群体成员之间产生了一种基于共同血缘关系上的亲和力,以及对所属群体的自豪感、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造成群体内部的凝聚力。这一信仰观念及行为的周期性巩固、强化,又会使凝聚力不断得以维系、加强,从而有利于群体的完整与和谐统一。而群体的凝聚和协调,正是群体得以生存、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

  一般说来,大凡信仰观念或由此形成的心理、情感、观念、行为等,都会对群体成员产生团结、聚合的作用。例如对王母娘娘、玉帝、关公的共同信仰,以及各地的蟠桃会、玉皇会、关公会等庙会活动,也都能取得聚合群体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效果,不过,相比之下,女娲的凝聚功能更多了一条血缘亲情的纽带——这是凝聚力得以产生和维系的最重要、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这一类对女娲或者伏羲、盘古等始祖的崇信在一些地方群体中所产生的凝聚力,与炎黄信仰所产生的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并不矛盾冲突。一个民族中有各种不同方式划分出的群体,这些群体可能各具功能与特色,但只要其与整个民族的发展倾向相一致,便必然有益于总体上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从而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促进整体社会的整合与良性运转。例如改革开放以来,到淮阳朝香敬祖的不仅有附近各省的群众,还有来自海外的华人,他们不仅带来了寻根拜祖的赤子之情,也带来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热切关心。他们在道义上的热情支持和经济上的有力援助,对当地建设无疑是积极的推动,对整个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也是十分有益的促进。

  每一个社会群体都包含一整套成员们或多或少都须共同遵守的规范,借以维持有秩序的群体生活。为保证这些规范能为群体成员所共同遵循,不致因太多个人利益和目标的干扰而造成社会的混乱与分散,群体中必须有相应的机制来对其成员的心态、行为进行规范,例如政权的强制、教育的引导或舆论的褒贬等等。宗教信仰也是其中有效的途径之一,不过它起作用的方式与其他途径有所差异:它是通过信仰的力量而起作用的。

  在民间信仰中,女娲是全知全能的。她虽然居于天界,却对人们的言行无不知晓;她是理想道德的典范,并致力于维护群体的伦理、道德、正义和秩序。对那些行为合乎群体公认的伦理、道德规范(例如诚实、善良、孝顺、贞节)的人,她会施以福佑,即使他们的行为一时受到不明真相的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可神意的公正裁判最终会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而那些违反这些规范的人,女娲则会降以疾病、死亡、灾害等,以示惩罚。通过这样的方式,女娲作用于群体成员的心理,并由此对其现实行为进行干预。

  在淮阳、西华、涉县等地,崇拜者们普遍相信,女娲能清楚地知道各人的是非功过,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裁决:“儿女们立功大小娘都看见,单等着我皇娘能坐平安,有功有过人决分清干”;那些立功的虔信者会被女娲用法船渡过沟去,“只要你们能过去,荣华百贵享百年。有大灾的给你免,有小灾的保平安……” 而在涉县娲皇宫一带曾经流行的跳火池习俗,则建立在这样的信仰观念之上:真正有孝心、虔诚心、贞节的人,女娲都会保佑他们平安无事;反之,则有可能烧死或跌伤。当地还广为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有叔嫂两个关系不正派,去“朝顶”时被活埋了;而一位真正孝敬公公的媳妇,虽然被人说了不少闲话,但“跳火池”后却神奇地得了一块“贞节玉女”的匾 ,足见女娲之公正、严明、灵验不爽。有些不孝敬公婆的人、愿望满足后不知还愿的人、朝祖时言行不恭的人,女娲也都会用疾病,如腰疼或孩子生病,或其他凶咎以示警告和惩处,直到他们认识并改正了错误。

  如此之类的观念,在各种信仰场合中反复被灌输,对人们长期影响的结果,会使人们出于敬畏女娲的超自然神力,自觉不自觉地趋向于肯定和遵从那些神所嘉许的原则、规范(往往就是群体所公认的伦理、道义原则),以期得到神的眷顾和护佑,而对违反这些规范的欲望或言行,则予以克制、约束、避免或纠正,以免受到神的惩罚。于是,由于对女娲的信仰,客观上便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规范、约束人们心态的作用,并最终影响其实际行为朝着社会所规定的方向发展。

  这一类出于对超自然力(包括神、鬼、精怪等)的信仰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所产生的规范性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心理,比起政治权力的强制或一般的道德教育来,往往更易取得效果。而且,由于那些原则和规范被认为是神的旨意,它们也就更带有绝对、神圣的性质,并更具有约束力。在政治、法律、教育等机制的作用都相对松弛的农村社会中,它们往往是维持正常群体生活秩序的一种重要手段。

  由于对女娲的信仰,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集体活动场合,如节日活动、庙会等。它们对群体生活产生着一定的调节作用,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物质生活的调节。最初的祭神、拜神一类的集体活动,性质是严肃的,功能上也比较单一。然而在发展中,它的功能也发生了多样化的转变,原初一些较不明显或不主要的功能(如娱乐功能等),日益突出,并在现实生活中起着显著的作用。如今,由集体的祭神活动逐渐演化形成的庙会已远不仅是作为人们祈神拜神的场所,它还是乡镇生活中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心和最好的物资交易场所。

  以淮阳庙会为例。在河南淮阳的人祖庙会上,最常见的交易商品是祀神祈神时用的香、纸钱、楼子、塑料制的娃娃等,泥泥狗、布老虎等也是主要的商品。在太昊陵,一些小摊上还将伏羲、女娲以及观音等神灵的瓷像明码标价,与其他商品一同销售,这说明商品意识的潜入使信仰也带上了很浓的世俗色彩。这一类商品大都是附近的农民自己制作的,数量不多,质量也较粗糙,不过小本生意,乘庙会时赚几个钱,以补贴家用。除此而外,庙会期间,陵区内还辟有商业街,以经营农具、食品、纸扎物品、竹木柳编、服饰以及文具、皮货、药品、陶器等项生意。在20世纪30年代,人祖庙会期间就是商贾云集,各种商品交易活动十分繁盛 。1949年以后,当地政府曾多次于庙会期间举办物资交流大会。1984年,大会期间商业成交额达511万元,税收6.6万元,门票收入4.5万元。如今,人祖庙会已成为豫东地区最大的物资交流盛会。

  这类物资交流活动对乡镇经济生产、生活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个人可以利用庙会的这类“交易”性质,做些生意贴补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方便地购得生产、生活中的所需;对当地政府部门来说,也是一个大可利用的进行贸易交流、促进经济发展的好机会。群众的需要与政府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恰相一致,于是内外呼应、水涨船高。如今在商品经济下各地蜂拥而起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热潮中信神习俗的复兴与盛行,也与此因素密切相关。

  在庙会期间进行的商品交易活动中,世俗的气氛固然浓厚,而信仰的因素并未完全排除。例如买卖神像时,不能言“买”、“卖”,而要说“请”;不少人做生意时要焚香,祈求人祖爷、人祖姑娘保佑自己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可见人祖信仰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第二,对精神生活的调节作用。前文曾述及,对皋禖之神女娲的祭祀时间,是在每年的春天里。主要活动,除祭祀皋禖、祈求子嗣外,往往还有男女自由相会或者用香草、桃花水沐浴,或执兰草招魂续魂等活动 ,意在拔除不详。这一类禊饮、沐浴、男女郊游活动是带有一定的信仰或巫术色彩的,或者主要是出于信仰或巫术目的的,但它同时多少也具有娱乐性质,这一点,我们从《诗经•国风》中的有关描述中不难认识到。如《郑风》中载“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初学记》卷一五引《五经通义》云:“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如今在陕西临潼一带,三月三朝拜女娲的庙会上也有洗桃花水等习俗,古老的去邪之意或者依然存留,但嬉戏娱乐的成分已越来越大了。

  在如今各地为祭祀、纪念女娲而举行的节日或庙会上,娱乐活动占着十分显著的位置。例如淮阳人祖庙会上,除斋公们自发的唱经、跳担经挑舞之外,还有一些较大的、有组织的或者专业性质的文娱表演。据1934年的统计,当时庙会上计有群众自发的组织高跷会5班、盘叉会1班、狮子会4班、旱船会3班、龙灯会1班;营业性的文艺团体,演梆子戏的有3处、马戏团2处、道情班1个、电影1处、洋片12处、大鼓书1处 。直到现在,有些在祈求人祖之后如愿以偿的人,也常用担经挑、唱戏或演电影的方式来还愿,以达到娱神的目的。但这娱神的同时往往也娱人,人神共享,其乐融融。

  所以,有关女娲的礼祀活动往往成了乡镇生活中热闹的节日。节日期间,除了虔信者和大多数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态度的人之外,即使那些不信女娲的人,也会呼朋引伴、扶老携幼前来赶会,唱经看戏、尽情欢娱。平时单调的生活得以丰富、补偿,紧张、艰辛劳作的神经得以放松、休息。孔子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正道出了这一类信神活动客观上对于劳动人民生活的调节作用所具有的意义。

  很多学者认为:女娲的形象,产生于父权制之前,妇女在农业、制陶等方面占据着生产上的优势,在集体中享有的尊严和地位也与男子并无等级区别,甚至可能更高些。在女娲的形象上,就体现出了一定历史背景下妇女具有的巨大创造力和美好的品德。这是对妇女价值的赞颂和肯定,它对妇女会产生积极的心理影响。

  这种情势到了父权制社会时有了变化。女娲对妇女的作用程度、作用方式、实质等也随之产生了变化。

  笼统地说,在中国传统的宗法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一般是比较低下的。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她们是次要的、无足轻重的“第二性”,个人的才能很少有机会得到发掘或施展;在家庭结构中,尽管她们的劳动十分重要,但地位上,她们是失掉自主性的、卑微的陪衬。平日里需要恪守“三从”、“四德”,婚姻但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目的,又往往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种种不安与危险,比如有可能被夫家以某些理由休弃(“七出”)等等。简而言之,“幼从父兄,即嫁从夫,夫死从子”,这被动、服从的角色往往是她们一生地位、经历的写照,而各种封建礼教的束缚、压制,使妇女的世俗生活充满了压抑、禁锢、无助乃至恐惧。

  由于对女娲神力的信仰,现实中需要满足的愿望似乎变得可追求、可企及,被压抑的情感也得到另一途径的抒发、宣泄,心理上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慰藉和依托。由于对女娲的信奉,在那些生活于无情世界中的妇女面前,打开了另一番有情而又有威力的神秘天地。譬如对未来的婚姻充满希冀而又有些茫然的女子,媒神的女娲可能会保佑她们得配一位如意郎君;对那些祈盼通过生子来维持或提高其家庭地位,而对那神秘莫测、又带有相当危险性的生育心怀恐惧的妇女来说,主司生殖的始母女娲也可以保佑她们如愿以偿、平安顺利………女性神显示出的慈爱与温柔的女性气质,以及基于这性别之上的共通的生活内容,使妇女们可以更自然、更随意、更无掩饰地向女娲娘娘倾诉她们的需求和心底的隐秘。自然,男神的威力也是很大的——例如人祖爷伏羲也可以赐子,但生孩子向来被视为女人的天赋机能,妇女求子也多少带点女性的隐私,所以,尽管人祖爷堂皇地坐在大殿上,求子的女人们却依然主要通过摸子孙窑、在女娲观拴娃娃等方式祈求,甚至在女娲观已不复存在后,还在原来的地方祈拜。

  女娲对这些同性别的信仰者似乎格外眷顾、垂青。祭祀她的担经挑舞蹈便只传女不传男,据说“男的跳得不好看”,“神看了不喜欢”;河北涉县娲皇宫庙会上的“坐夜”习俗,也只能是妇女们进行,“男同志不准在庙里过夜,有些牵着毛驴陪同妻子来烧香的男人,也只能在庙外过夜” ;女娲借以显示神意的托梦、附体,也多发生在妇女身上。男性似乎受到女神的冷淡,他们在世俗社会中的优势在这里遭到一定的贬抑。

  妇女与女娲何以存在如此特别密切的联系?上文所说的,妇女向同性别的女神更便于倾吐心声、提出要求并获得满足,或可为原因之一。有的人认为,这是母系社会遗留下来的习俗 。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对于妇女何以需要女神的阐释,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Carol P.Christ等人认为:父权制统治下,对男性神的低头膜拜,会使妇女们处于依赖男性以及男性权威的心理状态中,这一“情绪”(mood)会使之同时对男性在社会结构中政治的、社会的权威的合法性子以认可;而女神的影响则不然,很难否认,女神尤其是那些强有力的、独立的女神,其形象中蕴含着对女性本质和力量的赞美与肯定,这有利于使她的女性崇拜者们明确她们的性别、身份,并对她们固有的女性力量(尤其是生殖、创造的力量)予以肯定、增强信心,这是对父权制所造成的、女性力量是低等的和危险的观念的抗拒与战胜 。因而通过女神的信仰,能在妇女们中激发起一种对自身性别和所具力量的自信与欢乐情绪,并由此对她们的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宗教心理角度的分析,也许道出了女神信仰对妇女所具有的潜在的特殊功能。不过,至少从中国的情况看,这类积极、主动、自信的情绪所引发的“动力”,即使有,也主要地发生在信仰的领域中。

  在淮阳、西华、涉县等地的庙会上,很容易发现,平时生活中处于次要、被动地位的妇女,在这里却占着绝大的优势。她们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着信众的绝大多数,而且从神情到行为上,都一反常态,表现得活跃、积极主动和无拘无束。她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哭、笑、唱、跳,在过去甚至可以与陌生的男子“野合”,都不会被指责为非礼之举。在变换了日常生活秩序的神圣场地、神圣氛围中,在“神圣”对“世俗”的暂时制胜、摒弃背景下,“世俗”的一切也随之失去了原有的效力,世俗社会中务须恪守的种种礼教、规范被打破,妇女们的种种“出格”言行,往往因与女娲娘娘神圣的力量、意志相联而显得严肃、别具意义,现实生活中备受钳制、压抑的底层妇女因而获得了片时的解放与自由。女娲(不止女娲,甚至不止女神)信仰的这种功能,使那些不一定虔信女娲的妇女,也会为这种借着“神圣”而获得的自由与轻松氛围所吸引,“逛庙会”成了妇女们最热心的活动之一。

  女娲的梦授与神灵附体,对那些终日生活在狭隘的范围中,家庭与社会地位又比较低下的妇女们来说,意义也不小:这使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自卑的心理与繁琐的生活,与女娲神圣力量的直接接触,使她们获得了一定的自信与自尊感;日常生活的局限被打破,有限的世界得以扩展;所希求、所梦想的某些东西也似乎可以企及了。

  妇女在各地的信众组织——香会——中也占着主导地位。不少香会,从会员到会首,主要都由妇女组成。她们彼此之间互称姊妹,平时也相互来往、相互帮忙。庙会期间,她们常同吃同住,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妇女将女娲或人祖爷梦授或直接向别人学得的经歌、担经挑舞等在大庭广众中进行表演、宣传,以求“立功”。而这种信仰力量推动下的行为,往往使她们在世俗生活中被压抑、埋没的音乐、舞蹈、演说或组织等才能得以显露、发挥。那些经歌唱得多而且好、舞跳得好的妇女,则不仅会被认为是“真心女”而得到神的奖赏,也会赢得周围人的推崇、敬重。如果一个女会首,在集体活动中真正显示了其组织、宣传、筹集资金等方面的能力,她还会成为有一定影响力、感召力的人物,她的意见也会受到当地政府有关机构的一定重视。

  总之,女娲信仰对妇女们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使父权制统治下对女性的种种贬抑,得到一定的减弱或消除;精神上的茫然无助、恐惧等等得到一定的依托和慰藉,世俗生活中积郁而不得抒发的情绪得以一定的宣泄;深受压抑、束缚的妇女,在无情的现实生活之外,得到一定的自由和解脱;被局限的生活范围得以扩展;被埋没的才能得以一定的显露和发挥;许多妇女由此得到一种超越自身,并服务于他人的方式,个人的存在价值在为神圣、为集体公益服务中得到某种肯定……可见,在传统社会生活中,女娲的信仰对于妇女们来说,决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装饰品,它是“无情世界里的有情”,使失衡的世俗两性世界在神圣的氛围中得到一定的平衡,对妇女的精神生活产生着相当大的调节、润滑作用,从而增添着她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勇气、信心与希望。这,恐怕是女娲经历了数千年的父权制社会,而依然在民间广大妇女中享有较大影响的主要原因。

  当代西方的一些妇女学研究者认为:女神的力量、自由及其与妇女的亲密,都能朴实地激发我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能够给今天那些赢得经济独立和新的表达自己精神之方式的妇女们以启示,女神作为一种象征,可以为创造一种尊重妇女的力量、身体、意愿和联络纽带的新文化提供许多可借鉴的东西 ,应当很好地重新采纳它们,将之运用到现今的生活中去,因而提倡“女神的复归”(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Goddess)。这种做法在西方是否适用、有效,暂且不论,中国的情形似与西方不同。女神信仰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也对现实中生存着的妇女产生着或隐或显的一定程度上的积极功效,然而她们的地位始终没有赖此而得以提高。所以广大妇女的最终解放,根本上只能由经济上的独立和理智上的昌明来取得。

  上文考察、分析了女娲及其信仰对于个人及社会群体所起到的各种作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第一、这种种功能往往是综合发生作用的,即几种功能常同时发挥着作用,只不过因场合不同,各功能发生作用的程度也有差异。第二、女娲及其信仰并非孤立地发生作用,它们往往与其他的神话或超自然力的信仰,或者政治、法律、文学艺术、道德伦理等等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套复杂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共同对社会进行整合,影响着生活在这一世界中的人们的情感、思想和行为。第三、并非有关女娲神话或信仰的每个因素都会对个人或社会起到积极的、正面的作用。譬如在女娲庙会期间,有的虔信者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坚持“守功”,不回家,往往耽误了家务、农活和孩子的教育;有的妇女长期在外“跑功”,会引起家庭生活的矛盾;香会内部以及香会之间,也会由于信仰的一些具体问题产生冲突。所以,女娲及其神话与信仰的功能并非总是有助于群体社会的整合、凝聚和有序,也具有破坏、引发矛盾和冲突的一面。

  女娲文化,从文化学层面上看,是在关于女娲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延伸和生发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时曾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可见,任何神话文化都富有浓厚的幻想色彩。中华原始先民怀着对人类自身起源的好奇和探索,对祖先优秀品格的追求和赞美,对抗拒自然灾害的力量展示和想像,通过女娲造人、补天的神话传说,用想像和借助想像,展示和寄托着先民们对中华始祖的追思和对优秀精神的赞美。

  女娲文化虽然是一种远古的神话文化形态,但历经传播颂扬,建庙拜祀,历代学者的破译和化解,形成了女娲文化的发展链,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具有独特价值的历史文化亮点。这些亮点主要体现在先民们把女娲作为炎黄子孙的创世神和始祖对于中华民族所做的丰功伟绩和杰出贡献的想像和赞颂。有学者在对史料记载的综合研究和分析基础上,对女娲的功绩作了如下的概括:一是抟土造人,创造了人类;二是炼石补天,拯救了人类;三是同辈成婚,繁衍了人类;四是制定了婚姻制度,教化了人类;五是创造了笙簧音乐,娱乐了人类。这些功绩正如《淮南子•览冥篇》中所赞颂的:“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名声被后世,光辉熏万物。”所有这些神话传说中对女娲功绩的颂扬和赞美,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子孙对祖先的尊重和热爱,而且更彰显了由此形成的女娲文化蕴含的所具有的深刻内涵和文化精神:创造、拼搏、奉献、关爱。

  女娲文化展示的这种“创造、拼搏、奉献、关爱”精神,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女娲抟土造人、造鸡、造狗、造羊、造猪、造牛、造笙簧音乐,可以说构建了生命的世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二是女娲炼石补天,如《淮南子•览冥篇》中所描述的:“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焰不灭,水浩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战天斗地的拼搏精神。三是女娲造人不息,她为了让人布满世间,不仅坚持用手捏,而且用枯藤搅动泥浆,挥洒泥土造人,充分展示了女娲为人类的繁衍而不懈努力的奉献精神。四是女娲制定婚姻制度,为人类的繁衍生息忙碌不停,她为自己创造的人类所呼喊的“妈妈”感到欣慰,充满了温情爱意,显露出母亲般的勤劳、聪慧和伟大情怀,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人为本的关爱精神和母爱精神。正是上述女娲文化所显示的精神内涵,使女娲文化具有了当代价值,也正是我们今天要弘扬女娲文化精神的重大意义所在。

  竹山是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传说圣地之一。有典籍史料记载,这些传说是持之有据、不可否认的。在竹山挖掘、整理的现存的民间故事、民歌、剪纸、皮影等民俗民间文化中,就有很多关于女娲神话、女娲文化的遗存史料。可以说,竹山地区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所以开发女娲文化,弘扬女娲文化精神,是竹山人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文化担当。

  第一,弘扬女娲文化,首先要大力开发女娲文化资源,构建女娲文化载体。 近几年来,竹山在女娲文化资源的挖掘、开发、构建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建立了女娲山风景区,雕塑了国内最高最大的女娲铜像,配套建设了女娲祭坛、问天阁、圣母亭、女娲宫、钟鼓楼等一系列与女娲文化相关联的人文景观和文化设施。连续多年举办“女娲文化节”,举行公祭“华夏始祖、东方圣母”女娲的活动仪式。在此基础上,还延伸构建中华女性文化,规划建设中国唯一的中华女性文化博览园、女娲暨中华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国际绿松石城、女娲文化广场,着力打造女性文化研究基地、女性技能提升基地、女性励志拓展基地、女性风采展示基地,女性文化体验基地等等。所有这些,不仅扩大了竹山的知名度,有利于推动竹山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产业的跨越发展,而且增强了在全国开发女娲文化资源的能量和影响,为进一步弘扬女娲文化精神打下了坚固的物质文化基础。我们应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女娲文化载体建设的成果,把女娲文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层面。

  第二,弘扬女娲文化,最重要的是传承女娲文化精神,培育和塑造竹山精神。现在湖北省正处于跨越发展的新阶段,竹山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要实现湖北和竹山的跨越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文化精神高地的构建。同志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文化工作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可见,要推动革命、建设、改革的向前发展,必须要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于竹山来说,建设新文化,就是要在弘扬女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培育和塑造竹山精神,为竹山跨越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从区域发展的成功经验来看,一个地区根据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状况,提炼和培育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创新元素的本地精神,成为引领千百万群众团结一心、拼搏进取的精神旗帜,这是推动本地发展的重要保证。因此,要推动竹山的跨越发展,就要培育和塑造具有竹山历史文化背景的竹山精神,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中追求支撑竹山发展的精神动力,打造竹山人民生生不息、跨越发展的性格品质,强化竹山人民为竹山发展所具有的认知感、自豪感、奋斗感。而女娲文化所蕴含的精神元素为竹山精神的培育和塑造提供了历史文化资源。可以说,女娲文化所展现的“创造、拼搏、奉献、关爱”精神,不仅是女娲文化的精义所在,也是竹山精神的塑造和弘扬。

  女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发端,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女娲的传说家喻户晓,女娲的故事耳熟能详、并代代相传。几千年来,女娲形象以中华民族始祖的女神被民众不断地、多版本地流传着、演绎着。女娲既是人格化的神,又是神格化的人。

  作为天地间的女神,她有护佑下民的使命。当“四极废,九州裂”天塌地陷、洪水滔滔、万民殒命之际,她毫不犹豫地把战天治地、拯救众民的重任担当起来,这种为民勇于担当的行为,既是神的伟大品格,也是人的伟大品格。

  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没有一种大无畏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是难以完成的,而女娲做到了。在她的背后,正是一种以拯救天下为已任、担当奉献的精神支撑了她,使她最终完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光辉伟业。今天,我们研究女娲创世神话,反思历史文化,女娲神话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国女性史的开端。女娲的担当与奉献精神可以说是女娲文化的核心与精髓,今天,我们重读女娲创世神话,寻求它的当代状态,释解它的精神内涵,研究它的现实意义,就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份精神财富及其核心价值。

  准确把握女娲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所处的时代方位,是我们深刻理解女娲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意义和作用,方向和任务。正如2006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志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的:“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的大潮,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对文化发展的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找准我国文化发展的方位,创造民族文化的新辉煌,增强我国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开发女娲文化、研究女娲文化、宣传女娲文化、利用女娲文化,这正是在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存在着文化冲突、思想观念多样、价值取向多元的现状,在我们的文化领域,高雅与低俗、理性与盲目、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并存的情况下,我们采取的一种方法和措施。所以,我们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传统文化中、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要挖掘和开发中国传统价值观念中健康的成分,女娲文化内涵之一的“炼石补天”就具有现实的意义。可以说,女娲补天是人类祖先抗御自然、战胜自然的一个真实写照,体现出一种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如何让这种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东西凝结成一股强大的、不屈不饶的力量,如何占据文化发展具体地说女娲文化研究的制高点,这需要我们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自立意识、自信意识以及基于此的文化创新意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建立?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有被广大民众掌握才能生发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应有的、可能的力量。女娲文化内涵之二是“抟土造人”。女娲造人同样是人类祖先造化和延续世上生灵万物的一个具体表现,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如今,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挖掘女娲文化内涵、弘扬女娲精神、宣传女娲文化、研究女娲文化、营造女娲文化生态,开展文化交流、发展旅游、扩大开放,繁荣经济,正是把远古的女娲文化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把女娲的人定胜天的毅力,坚持一切为人类谋生存,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献身精神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来,给人以奋发向上、无私无畏,坚韧不拔、冲锋陷阵、顽强搏击的拼命精神以及处处以大局为重,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已精神,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一个民族,只有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对于人生的影响全面而深刻,从精神层面来说,人生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文化过程。文化具有激励人心、宣传鼓动的巨大力量,这一点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尤其明显,中国如此,比如《白毛女》,外国亦然。林肯在谈到比彻•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时说,“造成那次巨大的战争——南北战争的,想不到竟是这位身材娇小的可爱的夫人。”但是,总体上来看,文化门类众多,性能各异,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教育、启迪、陶冶、审美、愉悦的功能和作用,更多是体现于间接或深远,常常是发生在潜移默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

  文化不是少数人的事业,文化属于大众。文化通常以三种形态表现其存在和品质:一是物态文化,就是物质产品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是物质产品生产者文化修养、素质包括审美观念的物化。第二是方式文化,通过生存、生产、生活等行为方式及风俗习惯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第三是精神产品,包括书籍、戏剧、影视、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这个意义来说,每个人都生活在文化之中,都自觉不自觉地创造或代表着某种文化。从商也好、从文也好、从政也好,方方面面的工作,都与文化有关。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凡是能够取得卓越成就者,除了专业知识、能力之外,必定在思想和人格上有其过人之处,必定在文化上有其独到的见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与传承、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开拓与创新,乃至中华民族的进步与复兴,都需要一代一代的智慧和热情、坚贞和勇气、责任和担当。(文化与人生 作者:孙家正 中国艺术报2012-05-13)

  因此,我们一方面一定要重视女娲文化建设,下大功夫去梳理,总结和提炼增强我们文化软实力的资源,这是一项细水长流,潜移默化的工作。在这里女娲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文化,它是软实力的实质和核心,另一方面我们提倡的文化要有生命力,创新力,传播力,从而能够形成正确的思想、道德、制度和政策力量。对于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一个乡镇而言,“软实力”就是他们基于文化要素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推动力和影响力。硬实力重物质,软实力重精神,软、硬实力相辅相成,互相制约。没有文化的包容和吸纳,硬实力将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

  精神性和物质性的统一。文化软实力以精神因素为主,但不单纯是精神因素。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蕴含价值理念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通常依附于一定的物质形态、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例如,一定的文化价值需要通过一定的器物表现出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业把文化观念同物质产品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一定的文化产品来承载、传播价值理念。文化作为影响现实生活的实际力量,还需要通过一定的物质实践活动表现出来。如果脱离一定的物质载体、物质形式和物质实践活动,文化观念就难以对社会生活发生影响,难以成为软实力。

  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随着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推进,文化民族性和文化世界性的关联越来越紧密;一国文化往往是民族发展和世界发展、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产物。如果削弱了民族性,文化就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和个性,难以在本土扎根和生长,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如果削弱了世界性,文化就难以建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基础上,难以获取广泛的思想资源,难以引起世界范围的共鸣和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此,提升我们文化的软实力,需要在文化特别是价值观层面上努力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有机结合。

  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统一。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也有与小农经济及封建制度直接联系的落后、消极甚至反历史潮流的因素;现代文化在推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加强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按照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准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价值诉求,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全面认识和积极扬弃,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应避免走两种极端:一是忽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差异,特别是忽略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同的制度基础和时代背景,夸大传统文化的现代适用性;二是忽略文化的历史传承,夸大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完全拒斥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中具有恒久价值的因素视而不见,使得核心价值体系和精神家园的构建失去历史根基。

  文化活动和文化关系的统一。文化软实力不仅包含一定的文化活动,而且包含一定的文化关系。这里所说的文化关系是指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相联系的、人们在文化领域和文化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既包括日常文化生活中的关系,也包括具有稳定性的文化体制与文化制度。与文化活动相适应的文化关系(包括文化体制与文化制度)能够激发文化活动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体现“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文化体制,激励文化发展和创新的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和规范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健康、协调发展的制度等,都属于文化软实力的范畴。

  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伟大母亲的象征,也是女性文化的发端。女娲文化内涵之三,是“置婚姻”。女娲制婚娶之礼,使远古人类逐渐摆脱乱婚、群婚状态,体现出一种薪火相传的“合和”精神和男女平等的原则。其历史源远流长、其涵义博大精深,其内容十分丰富,是史前文明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已经开展的中国史前文明探源的重要研究对象。

  女娲在中国的神话里都是以很神圣令人尊敬的母亲形象出现的。古代对女神崇拜的文化价值,反映了中国人思维的一个定势特征,把女性和美好、贤淑、奉献、牺牲、给予,宽宏大量、仁慈博爱、德行、聪慧睿智联系在一起。这是与对我国远古女神崇拜情结有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母亲”是一个特别的文化符号,她是中国人心里一种大爱情结的表达。如,我们把党比作母亲,把祖国拟化为母亲,把自己曾经就读的学校称作母校,把长江黄河称作母亲河,而不是用“父”字。这些都表达了我们对党深沉的爱、对祖国炽热的爱,对母校的爱,这时对母亲的称呼,就是一种尊重、敬爱心情的表达。

  但在外国的造人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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